“人生你，你生人，人生人”，记得我当年怀孕的时候，邻居一位大妈就曾笑着跟我这样说过这样一句大白话，很朴实，却道出了人类在自身的繁衍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自己在家庭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的规律，或为人子女，或为人父母，当然还会兼带着为人妻或为人夫的转变。这不同的角色自然有着不一样的表演，表演大纲是既定方针，可如何演绎却会因人而异，于是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的父母角色，以及在不同环境下长大的不一样的孩子，那各异的家庭模式便搭建出了一个精彩的社会舞台…… 

大学毕业后结婚组成家庭，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看着读大二的女儿从美国发回来的照片，一个穿衣打扮都已经颇像当地大学生模样的中国女孩，正笑眯眯地望着我们，似乎在提醒着我与先生也已经完成了从子女到夫妻再到父母的角色演变。在一些亲朋好友与同事的眼中，我们也算是“教女有方”一族，其实我们才最清楚自己角色的演变过程，在孩子成长的路上是如何把难念的“父母经”念到今天的。 

与大多数父母一样，年轻时候的我们没系统学过教育学、心理学便仓促上岗，按时下流行干什么工作都得持证上岗的做法，在如何管教好孩子这个问题上我们属于先天不足，许多教育理念和管教办法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复制着我们的父母，而我们的父母又主要是在师承他们的父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结构往往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母亲们一直以来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教养孩子的重担，父亲们则更多地把时间精力花费在了养家糊口上（到了今天就是忙事业上）。我们也不例外地定位清晰分工明确。 

尽管过去我这个记者要跑线很忙，也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但在更有事业心与抱负更远大的先生面前，还是顺理成章地把教育孩子的任务大包大揽地承包下来，除非是极个别的大事先生才会“圈阅”一下，乐得做一个你办事他放心的甩手掌柜。有个统计可以说明先生这个父亲当的是多么地潇洒，在女儿到美国读高三之前，先生只去学校开过两家长会，一次是去小学，另一次是去中学，而这两次都是因为我出差在外分身乏术下的“被迫之行”。 

那一年，先生到美国麻省理工做访问学者，我与女儿作为陪读一起前往波士顿，女儿入读当地中学，我们耳闻目睹了美国学校与美国家长是如何教育孩子的。

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实操冲击了我们原有的观念与做法，以至于引起了我们的深刻反思，这让我们那种基本上沿袭传统父母的角色定位终于可以走到了尽头。 

在波士顿工作的贺博士是先生的同学，女儿今年13岁了，从5岁起每个周末就到剑桥中文学校学习汉语，这么多年来都是贺博士这个当父亲的负责接送陪读，风雨无阻。问他为何可以几乎牺牲了自已的全部业余时间而把女儿摆那么重的位置？他笑着说，大多数的美国家庭都是这样的，父母亲非常重视孩子的需要，重视家人，工作之外的时间都会想尽办法与家人在一起，很少有看到当父亲的只顾自己在外面吃饭应酬的，通常都是一家大小在一起吃饭的温馨场面，许多在美多年的华人也都入乡随俗地习惯了这种家庭生活模式。需要说明的是，贺先生有着一份很好的IT工作，并非是没什么出息才甘当好爸爸的，千万不要拿我们女主外了男就主内吧的思维定势去看他。 

在去美国黄石公园旅行的大巴上，我还遇到过一个快乐的家庭，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台湾人，上小学的女儿报读了好几个课余学习班，那个美国爸爸乐滋滋地告诉我他是如何充当一个女儿心目中的好父亲的…… 

不再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不闻不问，成为时下做个好父亲的一个重要标志。时髦地说，先生也开始努力扮演起具有现代特征的新父亲角色了，他变得更多地关心女儿的学习与生活，最重要的不是仅关注一下，而是具体参与到讨论与互动当中，甚至还会点评一下女儿的衣着外观言行举止。 

不是早就有专家研究出吗，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所发挥的影响力比母亲的影响还要大。所以，如果父亲能更多地参与到孩子教育当中来，如果父母亲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相伴而行，那么成长中的孩子将会受益无穷，无论是智力与人格的打造，一既如是。拥有一个良好氛围的家庭，甚至可以影响到孩子将来的择业与就业。  

女儿后来顺利地在美国拿到了中学毕业证，并考取了美国大学，开心之余，我也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在教育孩子的父亲与母亲角色分工上，最好还是“混搭”着来演绎最好。父母亲的角色定位应该是相对统一的，形象地说就是父中有母，母中有父，谁也不要想着替代谁，但又不要截然分得太清楚，这种家庭教育模式下出来的孩子最能适应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发展。 

如今，父母亲们的天地都在扩大，事业、家庭都可以成为双方大显身手的舞台。有越来越多的父亲、准父亲都愿意加入到孩子眼中的好爸爸行列。记得3月8日妇女节那天，我在广州主持了一个“如何让下一代更成功”的沙龙，请来台湾著名的演讲嘉宾邓安迪先生与听众分享这方面的先进理念与成功经验，活动现场出乎意料地来了好几个年轻的未婚男青年，问他们为什么也对这个为人父母才关心的话题有兴趣，一个叫刘辉的沙龙会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干什么都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嘛。 

是啊，社会在进步，应该寻找一个最合适自己家庭的孩子教育模式，早点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占据了让孩子更加成功的高起点。

（注：该文发表在杂志 《先锋家长》2008年5月中旬号上，题目《教育女儿：我与先生“混搭”着来！》为编辑所加。）

 http://http://lady.163.com/special/00261KMT/ganimg08.html这是新快报财智沙龙的现场视频直播链接，请进入“用国学感悟快乐人生”！

人在职场，身不由己，职场中人天天有忙不完的事，有应付不完的人，每天都希望能够在工作中添加更多的快乐元素，但却发现快乐总是那么遥不可及。最近，我国学者对中青年的企业总经理、厂长作了一次调查，发现有53％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有：

　　一、工作繁忙，心理压力过重。

　　二、劣性情绪增加。

　　三、亲情减少引起的心理失衡：为了事业，他们往往很少顾及家庭、爱人和子女。

　　四、孤独感加重，朋友减少：深藏于内心而不便告人的孤独感是很多经理人共有的心理，工作紧张和沉重的心理压力感，使他们无暇与老朋友来往与新朋友结交。

　　五、心力疲惫：很多经理人慨叹，他们给人年长10岁的感觉，由此而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过早走下坡路，产生恐惧和不安。

　　六、缺乏安全感，心理承受力下降：激烈的市场竞争，常带给他们一种风云突变、朝不保夕的危机感。

　　七、对工作的厌烦感：长年的艰辛劳作使他们感到劳累而生厌烦。

这七种烦恼在每个经理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那么，如何才能让自己快乐工作，开心生活？如何培养克服忧虑与压力的能力？如何创造自己的机运？

由新快报与中国移动合作的财智沙龙（网易独家网络支持），将于本周六晚上｛5月10日｝在广州举行第八期活动，主题是“经理人如何摆脱烦恼——从国学中感悟快乐人生”，邀请到华南最著名的研究易学及风水学国学学者雷铎先生主讲，雷铎先生将与听众分享快乐的真谛，直指通向内心和人际和谐的坦途，并现场回答听众的提问。本次沙龙将并不仅仅是语言、知识或经验的灌输，而是智慧与激情的喷薄，信手拈来禅机无限，不拘一格直指人心，轻松透悟人生真谛，轻松明了事业本质，成就永恒智慧。雷先生演讲风格深入浅出、机智幽默，尤其在应对听众刁钻提问时，常常获得满堂喝彩。

（沙龙地点：广州天河路533号侨鑫大院新快报附楼605室，沙龙时间：2008年5月10日周六晚上7点至10点。座位有限，预订请打联系电话：冯老师：13728080585）。

 雷铎出生于潮汕文化世家，拜国际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为师，是文学、书法、绘画、国学名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级作家、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他 曾应邀为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文莱国华人社团、中国风水高峰论坛等作国学、周易、风水、人体相学和佛学禅宗等主题演讲，广东省人事局、省档案馆、直工委、广州市市委组织部、肇庆市委、汕头市委等领导部门也纷纷邀请雷教授讲授《易经》课程。还 曾担任潮安新县城、南澳、惠东开发区等国内多家城市城建或改建扩建规划顾问或开发战略顾问，曾为霍英东先生南沙天后宫担任风水总设计师、李嘉诚先生旗下的玉湖山庄顾问、陕西黄帝陵扩建工程顾问组成员。

雷铎先生自嘲曰：“被共产党领导,领共和国俸禄，开玄学因特网，穿香云纱西裤，做党八股课题，编自个儿文库，住山边上房子，种半分地园林，练因是子静坐，学隋唐时丹青，写褒斜道刻石，诵菠萝蜜心经，想一百年光景，做半时辰事情”。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加，本周财智沙龙见！

再下周六晚上（即5月17日）的新快报管理沙龙将做体育营销的主题 ，地点照旧，新快报邀请到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广告系李苗教授主讲。

——博主

 由李嘉诚基金长期资助的汕头大学今秋将试行“住宿学院”的学生住宿管理模式：由学生提出申请，结合个人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来自由选择与哪位同性同学合住一间宿舍，这意味着今后同一宿舍的大学生舍友可以来自不同专业不同院系甚至不同年级。

这则消息是由汕大校长助理李丹教授于5月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对外宣布的，该校计划在明年全面推广这种在海外普遍采用的大学生住宿方式，对由汕头大学率先在广东省内实行“住宿学院制”，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因为该校的背景，汕大一直保持着与香港与海外高校的密切联系，它正走着一条“不一样的办学道路”。“住宿学院”被认为是一种先进的学生社区管理经验，剑桥和耶鲁大学都在使用这种管理模式。

在美国，大学对一年级学生通常都要求统一住校，但会给学生一个自由选择学生宿舍的空间。当年女儿接到美国大学录取通知后，就在学校的网上填了一张调查表，告知学校自己想住什么样的宿舍（一人房、二人房或三人房等）、想与什么人合住，学校会尽量根据学生的不同要求调配同居伙伴，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出现学生“混住”的状况。女儿希望英语能快些进步，提出要与美国本土学生一起住，结果学校真的给她安排了一位学语言专业的美国白人女孩一起住。如果不提出具体要求，很有可能就会给她安排一位中国同学了。我在哈佛与麻省理工陪读期间，曾去过学校的一些学生宿舍做客，也发现他们同居的同学基本上都是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有个学经济的同学就告诉我，喜欢跟学数学的同学一起住，遇到难懂的数学题可以随时请教。

    记得我们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学生宿舍都是在新生入学前就由校方安排好了，按专业班级划分宿舍楼，并具体分配了每一位同学的房间。实行同班同学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的“三同”住宿模式，四年大学生活下来，会让许多人培养出亲如兄弟姐妹般的深厚同学情谊，毕业后也会一直保持大家庭式的关系。这种住宿模式好处明显，但缺点也明显。好处是易于学校集中管理，方便班级开展活动，同学间的学习讨论也很方便；不好的地方是同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太过“步调一致”，不利于学生拓宽视野积累人脉，即使有专业以外的人脉也多是仅局限于老乡或校友的关系。

许多年过去了，这种住宿模式一直沿用至今，我们的孩子都上大学了仍然如此。面对今天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化，我觉得目前国内大学广泛采用的学生住宿模式已经明显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了，因为许多工作岗位都已呈现出多元化、速变性等趋势，需要我们的大学培养出创造力、执行力、适应性都不错的学生，一句话就是综合素质要好的接班人。而孩子的成长是个的复杂系统工程，课堂学习只是一个部分，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其实都是一个学习过程，事实上，“混住”的宿舍模式使学生宿舍成为一个社区，正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广阔的人生舞台，接触不同的专业与不同的知识，学习跨专业思考，有利于他们开阔专业以外的视野，积累人脉，有利于工作后的发展。还可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甚至可以影响到他们对今后事业的选择。   

 当然， 我赞成大学生的“混住”是指同性混住，对于近几年出现在美国一些高校的异性混住现象我是不赞成的，异性混住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在美国也有不同看法，甚至还让不少美国家长都忧心忡忡。

  目前我们大学研究生的住宿选择已经相对自主了，但本科生的住宿仍然计划性很强，孩子们基本上没有办法自选宿舍。实际上，孩子在本科阶段的经历对其一生的影响很大，本科的同学关系也是最为被看重的，大概是与这个阶段孩子们的“纯真度”高密切相关。在美国，不管一个人最后的学历出自哪所著名大学，其本科毕业的学校往往才被认为是他的母校，可见本科阶段的学习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们的大学都早点实施让本科生同性混住的宿舍模式，我想，这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国的社会发展都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期待着汕头大学的学生“混住”改革，能引发出中国大学教育理念的一次进步。

(注：此文在补充了“国内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尝试学生宿舍混住、期待有更多学校推广”的内容后，已发表在2008年5月6日的羊城晚报晚会版上，感谢博友提供的最新信息)

      人民币兑美元在升值这个趋势许多人都已经看到了，回过头去算，原来一季度已经成为1994年中国外汇市场建立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最大的一个季度，当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幅度达4.17%，大举刷新了去年四季度刚刚创下的2.77%的记录高点，到前段时间甚至还一度“破7”！人民币这么快速的升值让我们在交留学费用的时候也有了一个更大的理财空间——不仅仅是过去讨论的用什么最佳渠道交学费的问题了。

       美国的大学通常都有三种交学费的时间选择：一年、一学期和一个月。女儿大一的时候，我是按一学期交的费用，当时已经考虑了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所以没有选择一年交。但没想到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很快，有一次换的美元还没到用的时候就已经缩水不少，于是从大一的第二学期开始，我就改为每个月交，对照一下最近这半年来的人民币升值速度，就可以知道这种每个月交一次学费的选择是多么的美妙。当然，每个月交费用给学校，自然也会增加了人家财务上的工作量，交一定的管理费是应该的，女儿的大学是每个学期多收34美元管理费，然而相对于换美元成本的减少，这点点支出甚至可以忽略不算。每次收到银行的账单，看到月交学费的换汇成本一路走低，特别是最近破7那次，换一千美元居然给七千元人民币还找了五毛钱，真是开心呢。

      每个月交一次学杂费用会不会增加家长的麻烦？我的经验是不会。给女儿办一张美元信用卡的附属卡，由她自己直接在网上交学杂费到学校，我在国内还人民币到我的美元主卡上。再给我的美元信用卡做一个自动还款的协议，把一个人民币账户挂在上面，到了每个月5号这个还款截止日，银行就会自动按当天的汇率帮我把钱还了，根本不需要老跑银行。

      不仅交学杂费可以这样做，女儿在美国的其他支出只要能刷卡的都刷卡，真正实现花美元还人民币，就可以尽享人民币升值的好处了。这种方法还可以省去从国内汇美元出去的手续费（每笔至少要200元人民币）。

有关美国大学的转学制度安排，在女儿还没有到美国读书之前我就听说过了，当时觉得人家这种“随意性”真爽，学生读书的自由度特大，读着读着的要是觉得不喜欢这间大学，就可以跟它说再见，“炒”大学，“跳槽”到其他大学去，当然有个前提，那就是得再度申请大学并获录取才行。

到了美国后，发现有相当比例的美国学生在大一大二的阶段会选择社区大学（类似国内的大专），这些学校最大的特点是收费比较便宜，又能就近入读，然后在大三的时候再申请一间正规的大学，将来在本科毕业证书上签名的自然就是最后那间大学的校长了。这种转学之所以能实现，一是得益于美国大学采取的学分制，学生修满必须的学分后就有资格毕业；二是得益于美国大学之间的相互承认学分，换言之就是学分可以跟着学生走。学生希望转到更好的学校去，就必须通过好大学的严格审核，申请者需要提供之前的学习成绩平均分，写申请大学作文，还有其他相关材料，国际学生还需要考托福，跟报考大一时类似。

作为国内工薪族，要供孩子出国留学的压力不会小，所以选择性价比高的大学就是重要的环节（我的另一篇博文“在美国选大学”中有自己与女儿的亲身经历与体会），初到美国的学生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那就先从低点起步，等逐步适应了美国的学习生活后再尝试跨越更高的求学门槛。女儿在读高三那年到了波士顿插班，既要应付中学的学习，又要抽出时间报考托福与SAT，仓促下能考上排在74位的大学（当年）已经不错了，适应了两年，再报考好一些的大学，如愿以偿地大三就将转到排名25位的密执根大学去了。这是一种选择。

一个朋友的女儿与我女儿同届，同一年出国读高中，但她家的条件比较好，于是选择了一所非常好的私立中学从高二读起，两年的中学学习与生活之后，准备充分的她直接报考了卡而基梅隆大学并被录取了，虽然她比我女儿晚读一年的大学，但算是一步到位，大一就在好大学里学习，也是一种选择。

记得我在回国前专门租了辆车从波士顿驱车五小时带着女儿上她的大学去考察（这在美国是相当流行的一种做法，家长会带着孩子上心仪的大学去参观考察，国内现在也挺多的家长这样做了），记得当时在学校附近有家中餐馆，老板是福建来的，家族生意，前台那个女老板娘有两个孩子了，大约三十岁的样子，得知我女儿在秋季将入读，于是给我女儿的饭费打折（当地许多商家都优惠这所大学的学生），还告诉我们，她也将在那个时间入该校读商科，原来这位“大”学生之前在一所社区大学已经读完了大一大二，现在是转到这所正规大学里接着再读。这又是一种选择。

美国这种转学制度给学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让学生有一个努力奋斗的目标，而且操作权在学生个人身上，学生可以调整自己的选择，不必从一而终。反观国内的大学，别说转学不现实了，就是同一间大学内转个专业都非常困难。可幸的是，现在已经有极少数大学开始尝试着让学生在入学后，在规定的前提下有再次选择专业的权力，比如要成立一个什么班，公开向全校各学院的某个年级段学生“招生”，考上的等于可成为那个专业的学生了，但能够实现转专业的学生毕竟还是少之又少。

 但凡家中有孩子在海外留学的家庭，在解决了不菲的留学费用这一头等大事后，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相互思念与牵挂，儿行千里母担忧，因此与孩子的联系与沟通，便一定是家庭中最大的事情。我也不能例外，每当女儿有信息过来了，家里会一阵欢呼，我与先生都会停下手中的活计，争着去跟孩子笔聊或语聊。

    我发现在博客上为孩子留学而开博的人还真不少，我也晒了些自己的陪读经历与思考（更多的内容见近30万字的《陪读春秋：在美国MIT的日子》一书，2008年1月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篇篇情真意切的图文，足见我们做父母的对在异乡求学的孩子的那份牵挂，都是一样的深沉……父母写博，孩子也能参与，于是博客便成了一个可以双向沟通的平台，既可以很好地释放彼此间的思念之情，又可以与大家分享个中的酸甜苦辣，要是有什么疑难困惑了，还可能得到众网友的出手相助。何乐而不为呢？ 

    姑且把这类型的博客称之为亲子博客吧，有以和儿子对话的形式反映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喜悦的；也有以流水帐式的日记记录孩子在海外学习生活的一点一滴的……可以这么说，现在网络时代的在线联系方式，如QQ、MSN、视频甚至还有网络电话等，给这种随时更新的记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方便。过去留学生们与家里联系的电信电话与书信方式，不再是“亲子热线”的首选了

    我知道，有许多留学生家庭的“亲子热线”都是很热的，像单飞。而我家的“亲子热线”就没那么热了。 

    很羡慕单飞，如果愿意，可以很方便地与上课总不离电脑的儿子在线沟通，随时来下“指导”或与儿子探讨问题。而我就没有这种经常性的对话机会去继续过过做家长的瘾，虽然我也整天挂在网上，把声音打开，时刻等待着女儿能在什么时候会突然冒个头上来叫叫我，可宝贝女儿就是不给我“彩脸”，整天“黑”着个脸！

有个朋友的儿子也在美国留学，现在都读大三了，风雨无阻地还是每个周六铁定要跟母亲通一次电话，时间大约一小时，事无巨细的把一周来的情况都跟老妈汇报一番，从学习到生活，包括与黑人舍友发生观念冲突，然后他作为中国人又是如何最后胜出让这“国际友人”佩服了他的，他妈妈都了如指掌。朋友夫妻俩的工作都很忙，与孩子的沟通不靠上网，但能够如此开“周会”也让我羡慕死了。

    以前我从来不用视频那玩意儿的，听了不少朋友的建议后，女儿出国前我专门去电脑城买了两套高质量的视频仪，女儿拿走一套，一套装我电脑上，先生特别叮嘱女儿说，到美国后记得每天都上来见见你妈啊。我们都很乐观地想像着，女儿虽然出国了，但有这个热线，女儿一举一动我们都可以及时知道，她不就等于还在我们身边吗？ 

    结果事与愿违，两年来视频仪只用过两次便束之高阁，一次是她刚到美国学校后向我们展示她跟一白人女孩共同居住的宿舍环境，那女孩床铺边上墙壁贴了一幅大大的美国国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典型的美国式爱国主义教育；第二次用是女儿病了，在我们强烈要求下勉强让我们看看她的状况，不见还好，见了反倒让我们心痛不已。

    视频不愿意用，QQ、MSN也极少上来，有事就留言，加上时差的原因，我们基本上在网上碰不到头。原来是女儿不希望老是生活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呢，当然也是因为课业繁忙没太多时间在线沟通，她一般是比较长时间才打一次电话回家，我们曾希望她也能每周打一次电话回来，但最后也没能形成为一个家庭制度，印象中女儿都是躺在床上打的（睡前或醒后），声音懒懒的样子，肯定是闭着眼睛说话（留学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大概是想跟女儿“靠”得更近些吧，我也会躺到沙发上闭起眼睛，边聊边想像着她那头的状况，顺带也休息休息我的眼睛呢。

    这就是我家的“亲子热线”状况了，挺冷。女儿那头不热，我跟她爸这头热也没用！无奈。 不过令我很高兴的是，四月初是我过生日，那天久没打电话回家的女儿特别打了个电话回来跟我说生日快乐！我心里想，这女儿并没有“失踪”，她心里其实一直是有父母亲的。

    最近女儿在应付正常学习的同时还忙着考托福，忙着写大学作文，因为她想在三年级的时候争取转到一所更好的大学去继续学习（现在的学校在美国四千多所大学中排名约七八十位的样子），我们很挂念着这事的进展如何了，但女儿极少汇报，托福考得怎么样不告诉，报哪几间大学她早决定了，大学作文写什么内容无可奉告，我只剩下在接到留言通知后为她快递报考大学材料的份。留言给她说担心她报的大学排名是不是太靠前了？她就回一个留言说，托福考了623分，硬件是够的了，争取下啦。

    想想两年前考大一的时候，女儿的“新托福”只考了560分，那还是刚到美国插班读高三的时候，匆忙之中很辛苦地备考。这次她说根本就没有准备就去考了，“听”得出来那语气里充满了自豪与自信——女儿真的是长大了进步了，能独自面对艰苦的留学生活了。她还安慰我们，转学的事情能行当然好，不行等考研的时候再兑现，一切的计划都在她的安排之中了，女儿真的已经可以让我们放心了！ 

    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总想着要用热线把孩子“拴”在自己身上呢？表面上看来都是关心孩子，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不放心啊。我们之前总想着让女儿最好天天上来向我们报个到，说是想她，其实就是不放心她一个女孩出门在外呢。现在想来女儿给“亲子热线”主动降温的选择也是有道理的，孩子遇到什么事了不跟家里说，其实是怕我们担心，再说真要有什么事了，父母远在千里之外，想帮忙也帮不上，总还得她自己去面对。 

    是啊，孩子的空间应该留给孩子自己，他们迟早都要彻底离开我们、离开家庭独自面去对这个世界。在女儿的自强面前，我的那些“你要如何如何”的教导显得有点瞎操心了。女儿不愿意热线过热，我们也就不好强求吧，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女儿“不在身边”的两地分居生活，并且把我们老夫老妻的工作生活安排得很热闹，不太需要挂念女儿了。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女儿的重要情况还是我们在美国的朋友转告我们的呢，我们也有意不去捅穿它，既然要给女儿留出空间，只要不出现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那就真正落实下去好了。

    五月下旬美国大学又该放暑假了，女儿已经买好了回来的机票。我们又可以共处三个月长的时间了，真好！孩子留学海外能想着回家，做父母的就赶紧珍惜吧。一个朋友说，将来孩子要谈恋爱了，你们想请她回来可就难请了。可不是吗，既然咱那“亲子热线”不热，干脆就让家庭彻底来个热热闹闹的暑假好啦！

特别提醒：本文的精彩点评请见我博客的另一篇文章：纵览裸奔（图）（著名专栏作家 周黎明/文字）

美国名校学生当众裸奔的两个理由：

如果当众裸奔都不怕了，期末考试还用怕吗？

如果身体都不受束缚了，思想还会被束缚吗？

　　早就听朋友说过，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主要是一年级）在每个学期的期末大考前，会在著名的哈佛园里举行传统的半夜集体裸奔活动———在哈佛园里尖叫着跑两大圈，以尽情放松整个学期下来那已绷得极度紧张的大脑神经。

　　闻之，感觉美国人真开放真敢干啊！要知道波士顿跟沈阳的纬度相当，在严冬的哈佛园里，奔的人是一丝不挂，看的人却包得严严实实，那场景真够刺激。

　　在美国名牌大学读书的压力是很大的，即将退任的哈佛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小郭告诉我，在哈佛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他在任的这两年里每年都有去医院看望因学习压力过大而精神失常的中国同学。正因为如此，学校医院的大部分医生都是专门给学生看心理疾病的。

　　哈佛学生裸奔真能减压吗？不过想想，一个学生如果连裸奔都不怕，期末考试又算得了什么呢？难怪多年来这一裸奔传统得以保留下来，并成为哈佛大学的一大趣闻。

原始尖叫，充斥哈佛园

　　这学期的裸奔是在5月17日半夜12点准时开始的。

　　那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去看热闹。远远就看到三三两两准备参加裸奔的学生往哈佛园的起跑点走，他们神态自若，有的穿着睡袍，有的裹着大毛巾，大多数人是光脚穿着波鞋。还看到有几个警察在附近值勤。

 离开始还差15分钟，我们来到了哈佛园里那著名的哈佛铜像旁，这里已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群，许多人的手里拿着照相机或摄像机。二三十个身穿盛装的学生乐队成员围在哈佛铜像前，一个身穿苏格兰裙装的帅哥早已爬上了近两人高的哈佛铜像底座，昂首挺胸地站在了“哈佛先生”前面，开始卖力地指挥乐队演奏各种激昂的乐曲，为裸奔“热身”。另一个穿着浴袍的高个子男生手里高举写着乐曲名字的纸牌，他非常酷地不断变换着纸牌，乐队演奏的内容也跟着变化。我注意到其中有“分数”、“十分”等跟裸奔主题相关的自创曲目。在演奏的间隙，乐队成员会集体发出阵阵的尖叫，宣泄他们身上的学习压力。

 离开始还差15分钟，我们来到了哈佛园里那著名的哈佛铜像旁，这里已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群，许多人的手里拿着照相机或摄像机。二三十个身穿盛装的学生乐队成员围在哈佛铜像前，一个身穿苏格兰裙装的帅哥早已爬上了近两人高的哈佛铜像底座，昂首挺胸地站在了“哈佛先生”前面，开始卖力地指挥乐队演奏各种激昂的乐曲，为裸奔“热身”。另一个穿着浴袍的高个子男生手里高举写着乐曲名字的纸牌，他非常酷地不断变换着纸牌，乐队演奏的内容也跟着变化。我注意到其中有“分数”、“十分”等跟裸奔主题相关的自创曲目。在演奏的间隙，乐队成员会集体发出阵阵的尖叫，宣泄他们身上的学习压力。

 离开始还差15分钟，我们来到了哈佛园里那著名的哈佛铜像旁，这里已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群，许多人的手里拿着照相机或摄像机。二三十个身穿盛装的学生乐队成员围在哈佛铜像前，一个身穿苏格兰裙装的帅哥早已爬上了近两人高的哈佛铜像底座，昂首挺胸地站在了“哈佛先生”前面，开始卖力地指挥乐队演奏各种激昂的乐曲，为裸奔“热身”。另一个穿着浴袍的高个子男生手里高举写着乐曲名字的纸牌，他非常酷地不断变换着纸牌，乐队演奏的内容也跟着变化。我注意到其中有“分数”、“十分”等跟裸奔主题相关的自创曲目。在演奏的间隙，乐队成员会集体发出阵阵的尖叫，宣泄他们身上的学习压力。

 一声哨响，大约一百多号人的裸奔队伍就从哈佛园的那头尖叫着冲了过来，男多女少，只见白花花的一大片人影从眼前快速闪过，看得出来，参加裸奔的学生都很兴奋，虽然都是一丝不挂，但不少学生还是像出席一次盛大的舞会那样，把自己打扮得很有个性：有些戴着黑色的礼帽、脖子上扎着黑色的丝巾、戴着墨镜，手里还拿着根拐杖；有些则把自己的身体画得五颜六色，图案创意非凡。最搞笑的是一个个子挺高的黑人学生，他身上套着一副白色的小天使羽毛翅膀，在裸奔的队伍中模仿天使的样子，展开双手上下振动，脚下一跳一跳地奔跑着，黑色的皮肤与白色的翅膀相映成趣。

 狂喊狂奔了第一圈之后许多学生都没多少力气了，跑速慢了下来，部分人更是干脆变成了慢走，这时候我发现个别学生其实是很害羞的，但即使这样，一般都会坚持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完全程。

　　而更多的学生似乎把哈佛园当成了黑色T台，大模大样地向观众展示自己：有三个女生整齐划一地戴着运动帽、墨镜，手里拿着香烟手拉手微笑地走过；一群男生手里举着大杯子做出喝酒状；三个男生则踱着方步，频频摆出各种绅士的姿势；更有四五个落在最后的男生竟大方地跟热情的观众合影……

　　也就十来二十分钟，奔放的裸奔队伍与乐队就消失在哈佛园的夜色中了。陪我观看的哈佛中国留学生说，还会有部分裸奔学生接着到图书馆里去慰问正在那里刻苦复习的同学。我问为何看不到有亚裔学生参加裸奔？她猛摇头说，裸奔在美国人看来挺平常，但亚洲人一般都不会接受这种文化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哈佛的“裸奔”其实在英文中并不是裸奔的意思，而是“原始的尖叫”（PrimalScreaming），看完这个裸奔过程后，我想这个说法更贴切些。

起源无据可查，减压充满创意

　　关于哈佛裸奔的起源，有人怀疑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系列校园学生运动的遗迹，他们分析认为，因为崇尚自由、反抗传统与挑战权威是那个年代校园文化的主流，裸奔正是那一时期在北美各校蔚然成风，并逐渐发展成一种文化符号，与自由、反叛等相联系。而作为北美第一名校的哈佛在这方面当然也不甘落后。一位曾在哈佛商学院读书的校友在她的纪念文章里提到：30年前的激情演进到今天，早已褪去了当年的革命色彩，蜕变成哈佛学生面临大考前的一种心理宣泄。

　　但据我了解，如今参加裸奔的学生，其实并不全是为减压而来，有些人是为了在大学四年里疯狂一把，让年轻不要留白；有些人是因为好玩，志在参与；还有些人是为了挑战自我———裸奔可能挺好玩，但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有意思的是，我问过不少哈佛的老师与学生，他们都不清楚哈佛裸奔这个传统到底是从哪一年开始的，校史上也没有记载（大概这种事情也不能载入堂堂哈佛史册吧），反正年年都举行两次，有时参加的人多些，有时参加的人少些。我听说最多时曾有几百号人浩浩荡荡裸奔的，很显然今年的人数并不算多，不知是否与近年美国卫道之声四起，对校园裸奔传统大加谴责有关。不过哈佛校方对这种活动倒是不加干涉的，也不会派人到现场监督。我想，这大概正是美国高校一向标榜的自由学风的生动写照了——鼓励学生挑战权威、不受传统束缚。真的，如果连身体都不受束缚了，那思想还会被束缚吗？！

　　虽然哈佛裸奔的起源无据可查，但我倒是听说了一些关于它的奇闻趣事。据说曾有一次的裸奔是模仿电影中的经典镜头———一丝不挂的学生们聚集在哈佛园里开会、游行，他们振臂高呼：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还有一次夏天的裸奔，整个哈佛园里都放上了巨大的充气游泳池，还搭上了帐篷，模拟成海边沙滩的场景，而集体裸露的学生们则悠然地趴在草地和泳池中进行“月光浴”。去年夏天我曾到过巴黎旅游，看到塞纳河边的马路被修成了人造沙滩而成为巴黎一景，但据说这个卖点早被哈佛学生嘲笑为抄袭他们当年裸奔的创意。

除了哈佛，还有耶鲁、普林斯顿……

　　据了解，除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也有各式各样的裸奔或裸体派对活动。每年期末考前夕，耶鲁图书馆内就会出现“期末考小天使”，这群小天使脸上戴着面具、身上脱得精光，以美妙歌声慰藉埋首苦读的耶鲁学子，并体贴地赠送饼干糖果给“抱佛脚”的同学。

　　普林斯顿原来是每年冬天第一场雪的午夜由二年级学生进行裸奔的，但现在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却被迫中断了，事因1997年冬普林斯顿出奇地没有下雪，隔年冬天下雪的时候，三年级学生要“补回被老天爷剥夺的裸奔机会”，而二年级的学生因为前一年没有机会学习如何裸奔，结果人数暴增，导致校园被严重损坏，还有两百多名学生裸奔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让学校出尽了洋相，于是学校宣布禁止这项传统。后来该校学生成立了“裸奔校队”，呼吁学校松绑，校队比赛的惟一规则就是比出场人气，哪一队裸奔的人多就算哪一队赢。

　　与哈佛相邻的麻省理工（MIT）的学生们在减压招数上不像哈佛裸奔那么浪漫，他们是以扔旧钢琴（学生自己的）来宣泄的。该校每个学期快到考试阶段，会有一个最后的“退课日”，学生如果认为自己选修的课没有把握过关，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课退掉以后再重修。学生们为庆祝这个让他们如释重负的好日子，会跑到七层高的学生宿舍贝克楼的楼顶上，欢呼着往下扔旧钢琴，这个传统仪式也是MIT的一个趣闻，有很多人慕名而来观看。

　　MIT的本科被公认是美国最难读的，本科生因学习压力过大而自杀的人数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曾高居全美大学榜首，现在也是属于学生自杀的“重灾区”。去年因学习压力大而自杀的学生仅我听说的就有3个，至于读不下去而休学、转学的更多。正因为学生学习压力极大，不知从何年开始MIT就特别把每年夏季开学后的第三个周一定为学生假日，不需上课，意在安抚那些可怜的学生。而且，为防止学生跳楼自杀，该校本科生的高层宿舍楼的窗口都开得很小，人是探不出身去的。

　　从这两点措施来看，MIT校方在防止学生因学习难而自杀的问题上，还是想过办法的，但似乎都属比较被动的管理。于是我私下替校长焦急：就不能采取些更主动的措施给本科生们减减负吗？结果一个正在MIT读博的北大硕士毕业生说我太天真了，他认为在MIT有学生因学习压力大而自杀是很正常的事，没人自杀才不正常呢，否则MIT也就不成为MIT了。

　　天，不知是我天真呢还是他天真？看来，学生的减压，在全球高校都是个头疼的问题。

（此文摘自我的《陪读春秋：在美国MIT的日子》一书，该书已经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目录请见置顶博文：美国陪读：一次发现美国之旅（书评）

周黎明

（注：此文是我的《陪读春秋：在美国MIT的日子》一书中“在哈佛园里看尖叫裸奔”

图文的精彩点评）

期末大考前哈佛学生午夜裸奔减压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裸是一个人人好奇但又动辄谴责的现象。这是因为，我们对于人体的自然、自觉、自乐、自贬等袒露，无法回到古希腊的接受和豁达，我们总是将裸体跟种种不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这是道德约束的体现，也是两千多年来宗教熏陶的结果。

裸奔是众多裸体现象中的一种，它不同于洗澡等自然或必须的裸露，也有异于担任绘画模特儿等商业行为，更迥异于带有猥亵性质、俗称为“flashing”的露阴癖，如身穿大衣在街上行走，见到异性突然亮出未穿内裤的下体。裸奔也不同于天体主义或裸体主义，因为天体主义者以裸体为自然状态，但并不特意招摇过市，而裸奔者的意义就是为了他人能看到，有时甚至故意等着警察来抓。裸奔更像是一种缺乏艺术含量的行为艺术，有点无聊，有点噱头，有点恶搞，其目的往往是为了哗众取宠或骇世惊俗，以取得某种轰动效应。

裸奔可能是一项爱好，也可能是一次打赌的结果，可以单枪匹马，也可以成为“群众性活动”，有人甚至试图把它变成一种正规的体育运动，并发明出千奇百怪的玩法，比如裸体捉迷藏就是其中一种。

裸奔的英文词streaking始见于1973年。当年12月的《时代周刊》报道了洛杉矶地区大学校园流行裸奔的“新潮流”。但那远远算不上惊天动地，之前的1972年，美国Notre Dame大学的学生曾举办过“裸奔奥运会”。据记载，以人数计算的裸奔之最由科罗拉多大学石城校区创造，同时共1200人参加。乔治亚大学的记录是1000人。马里兰大学居第三，553人狂奔了将近五公里。这些记录大多是在70年代创下的，那是一个以嘻皮精神挑战传统观念的年代。

蒋江敏女士目睹并生动描写的哈佛裸奔（Primal Scream）是由1970年一次恶作剧引发的，渐渐发展成为该校一年级学生的一项传统，90年代后式微，1999年校方明令禁止，原因是太多校外观众，容易产生隐患。当然，禁令归禁令，每年两个学期大考前仍必不可少，甚至不惜冒着严寒。

1983年，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为了扫除冬季的阴霾，开始举办年度裸奔，不过，看客要比奔客多。1986年，密西根大学在学期上课的最后一天，举行长达一英里的裸奔，俗称Naked Mile。90年代末高峰期，参加人数多达500至800人，但由于看客中太多摄像机，以及当地立法等原因，近年来逐渐萧条，2001年仅24人成为勇敢者。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有两项类似活动，其中一项中，学生裸泳游过河，然后裸体从桥上跑回来。弗吉尼亚大学的传统更为恶搞，学生从著名的Rotunda建筑开始奔跑，穿过大片草坪，并且亲吻一尊荷马雕塑的屁股。另外像纽约的哈密尔顿学院、威廉斯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有互相裸奔的挑战，我到贵校跑上几圈，你来我校，谁的人数多、目标显眼，谁就获胜。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在2004年甚至出现了一个静止的新项目：一群喝了不少啤酒的学生，像叠罗汉一样搭起一个裸体金字塔。不过，醉汉连走路都成问题，搭建人塔岂有不塌之理？

在西方，裸奔及其变异形式最盛行的是大学校园。为什么大学生好此道？在我国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正如蒋女士所言，主要动机是为了减压。说白了，西方大学生裸奔，就如同中国大学生期末从宿舍窗户中向外砸酒瓶，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两者均有挑战社会习俗的意味，但又不至于惹上太大麻烦，至少在各自的社会里如此，充其量只会受到校方的口头警告而已。

国人看到的多数裸奔事件均发生在人声鼎沸的球场上，那是因为电视转播的威力，给人以“出风头”的机会，颇有点芙蓉姐姐的味道。最早在体育比赛中裸奔的是25岁的澳大利亚人迈克尔·奥布莱恩，时间是1974年4月20日，地点是英国的Twickenham体育场，是一次法国橄榄球联盟的比赛。多数裸奔者是为了好玩，吸引眼球，但在目前这个商业社会，眼球意味着金钱。最近在新西兰，一个名叫丽萨·刘易斯的女子在赛场上裸奔后，一转身便到网站上拍卖她裸奔前穿的比基尼。2006年的冬季奥运会上，一个名叫马克·罗伯茨的男子在英美两队的冰壶（curling）比赛上裸奔，前胸后背全写着某个赌博网站的名字，好在电视直播切换得及时，没有将他的免费广告播出去。不过，裸奔者想赚钱，也有人能治他们。2003年，一场德国足球赛被裸奔者打断，足球俱乐部被罚款两万马克，罪名是未能维持场地治安。俱乐部用同样的罪名告了裸奔者，最终法院判该人支付这笔罚款。

裸奔在大众文化中也有体现。1974年，流行歌手雷·斯蒂文斯就此题目写了一首歌《The Streak》，讲一个“只穿网球鞋，不断创造小新闻”的人。30年后，耐克公司果真推出了一则电视广告，采用了只穿耐克鞋在足球赛中裸奔的创意。2003年，新西兰一个电视主播号召大家在女首相面前裸奔，谁若成功，他出钱奖赏。这哥儿们几乎成了裸奔的狂热宣传员，在他的鼓动下，出现了裸体芭蕾，甚至裸体《魔戒》恶搞版。

在西方影响最广的裸奔事件是1974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正当英国老牌明星大卫·尼文在颁奖时，一男子从他背后一闪而过，全场笑得前仰后合。尼文定了定神，即兴调侃道：“这人一辈子能给大众带来的唯一笑料，是脱光衣服来展现他的薄弱之处，真是太有趣了。”虽然电视观众只是惊鸿一瞥，但该事件已经成了奥斯卡十大经典瞬间之一。

在裸奔过于猖狂的地方，当地政府有时会通过法律加以禁止，罪名叫做“不雅暴露”。但这类法律跟禁止横穿马路的交通法一样，更多属于一种姿态，实施起来不会很严格。太较真的话，可能会引发裸奔者的强烈反弹，比如组织大规模活动，使得法不治众更为明显。毕竟，对于多数裸奔者来说，用一时的疯狂博取他人哑然一笑，跟酗酒吼叫一样，动静虽大，但没有什么恶意。

周黎明：著名专栏作家，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曾从事中美文化交流工作，现为《中国日报》等媒体撰写专栏，着重解读中外文化差异，著有数本关于西方文化的的畅销书籍。